1937年4月26日，在延安城外的一处小山包上，静静矗立着新挖的十一座坟茔。坟前没有墓碑与花圈，仅有十一个用木板制作的十字架，在西北的风沙中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周恩来面朝坟墓，整整站了两个小时，衣着是那件褪色的灰色中山装，右手握着一块沾满血迹的布条——那是他最信任的副官陈友才在临终前撕下的衣角。警卫处长汪东兴在他身后，声音哽咽地说：“副主席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周恩来没有回应，依旧凝望着那十一座坟茔，眼眶通红，嘴唇紧抿成线。

就在三天前，这十一个年轻的警卫还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。最年轻者只有17岁，刚从农村入伍两个月，甚至还不能稳稳地握住枪，而最年长的陈友才，33岁，是周恩来身边工作了六年的得力助手。如今，他们全都埋在了劳山的土壤里，而这一切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

当天，他们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，所选择的路线是绝密的，由警卫局负责安排，知晓出发具体时间的人不超过五个。这条路本应是安全的，然而他们在劳山遭到了埋伏。对手并非无赖的土匪，也不是游荡的散兵，而是一支规模达五十人的正规军。这些人提前在峡谷中布下了阵地，用巨石封锁了出路，架起机枪对准车队的行进路径，甚至对撤退的路线也进行了充分的计算——他们清楚周恩来何时会通过何路，带着多少人。这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。

周恩来在北伐时期曾遭到追杀，在长征途中也经历过空袭，但这次的危机无疑是最为严重的，也让他失去了十一个战友。更令他愤怒的是，这背后必然存在着内鬼。“东兴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可怕，“一定要查明真相。不论是谁，藏得多深，务必查出来。”汪东兴立正敬礼回应：“是。”随后，周恩来转身，目光如刀，“告诉谢滋群，我亲自挂帅查此案。凶手是谁，如何得知我的行踪，背后究竟有什么人——我要一个个字的答案。”此时，站在他身边的人都感受到一股寒意，这个一向温和的领导，终于怒火中烧。

接下来的调查结果，将会让所有人感到震惊，因为那名内鬼竟是周恩来亲手救过的人。

在1937年4月25日的凌晨五点，延安的晨雾中，周恩来已开始整理行李。虽然只是简单的布包，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物、一只搪瓷杯和几份前往西安的文件。“副主席，车已经准备好。”陈友才敲门进来，神情自若。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，陈友才在安排行车路线及警卫配置上极其细心。“准备了多少辆车？”周恩来边收拾文件边问道。陈友才回答：“三辆。第一辆我带三个人在前，您和张云逸、孔石泉坐中间那辆，配备两个警卫。最后一辆装余下的六个警卫，负责断后。”

“路线如何？”周恩来继续询问。

“早上出发，从这里走甘泉方向，翻越劳山，预计下午能到洛川，晚上住洛川，第二天中午前到西安。”陈友才说完，周恩来点点头，问道：“劳山情况如何？”“昨天探查过，没有异常。”陈友才犹豫了一下，“不过副主席，我还是有些担心劳山的地形。”

周恩来轻拍了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你办事我放心。”陈友才想说什么却始终没能开口，不知就在前一天晚上，已经有人将具体的行程和人员安排全盘托出，告诉了在劳山埋伏的敌人。

早上七点，三辆汽车缓缓驶出延安城，初升的阳光照亮街道，偶尔几位早起的村民路过时，看到车队也仅仅地微笑挥手。周恩来坐在中间的车中，旁边是张云逸，前面是孔石泉，车内气氛安静，张云逸在查看地图，孔石泉打着瞌睡，警卫们则精神抖擞，手握武器。

“云逸”，周恩来突然问道，“你觉得老蒋会在此次谈判中作出让步吗？”张云逸放下地图表情凝重：“很难说。虽然西安事变导致老蒋认同联合抗日，但如果要他将红军改编成国军，可能会对他的权利产生冲突。”周恩来叹了口气：“所以这次去西安，务必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。”

“前面就是劳山了。”司机突然打断，周恩来望向窗外，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山，地面开始变窄，公路行驶逐渐艰难。此时，车队在劳山的峡谷中逐渐深入，那狭窄的通道两侧高耸的山壁，只能容许一辆车通过。

下午三点，车队驶入劳山最深处的峡谷，四周安静得令人不安。陈友才坐在前车，突然叫司机停下。“怎么了？”警卫问。陈友才皱眉，耳朵竖起，好像在听什么异样的声音。此时，四周无声无息，连虫鸣鸟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山谷中似乎弥漫着一丝不祥的气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