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夏天的天气异常炎热，柏油路面因阳光的炙烤而变得软趴趴的，走上去鞋底几乎要粘在上面。我偷偷携带着别人的户籍复印件走进考场，手掌因紧张而出汗，湿透了纸边。我的准考证上甚至没有照片，监考老师只扫了一眼就让我放行——今天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在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宽松。我父亲在矿山上被石头砸伤了腿，包工头卷款跑路，医院的每一天都像在催命，母亲不得不卖掉家里正在长胖的猪，以筹集欠下的费用，尽管还是短了九千多块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找上了我，穿着一双刺眼的白色耐克鞋，手腕上的手表闪烁着光芒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兄弟，替我考试，我给你十万。”十万块钱用旧报纸包好，塞进了我的书包里，橡皮筋一个个编织着，我回家后数了三遍，双手颤抖得连拉链都拉不上。有人曾说，“一文钱难倒英雄汉”，更何况九千块就能救我父亲的腿。那笔钱真的把我家从深渊中拉了出来。父亲的腿保住了，剩余的七万多让我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，供妹妹读完中专，我自己也结婚盖房，再也没有见过存折上冒出两万元的尖儿。清华大学的事情最初还让我梦中惊醒，然而随着生活琐事的繁忙，渐渐淡化——查个分数而已？他以我的成绩为荣光举办了二十桌宴席，我在角落里啤酒饮，骚动着他上前敬酒，杯沿低于我的，而他却说“有需要随时告诉我”。然而从那以后，我们都没再联系。他在省城的单位工作，之后投身煤炭生意，开着桑塔纳回村找我去省城，我却摇头拒绝，说生意刚起步。名片在抽屉里被老鼠扯坏，搬家时也再找不见了。我渐渐认命，甚至相信这个选择。

谁曾想，十年后我们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不期而遇。他坐在墙角，啃着烧饼，芝麻洒得满地，头发稀疏，皮鞋磨损得厉害，袜子从脚后跟滑下来，露出干瘦的脚脖子。我拖着行李走过去，他微微抬眼又垂下，很快又猛地抬头，嘴里的烧饼渣飞溅：“是你？”我们坐下来聊才了解到，他的工作早已辞去，合伙做煤生意虽然起初赚得不错，但很快被人欺骗得倾家荡产，妻子也离开了，如今在城东的一间老旧房屋里租住，四百块的月租冬天没有暖气，夏天漏水。这次他去内蒙古是为了一位欠债的客户，若是找不到就只能在这里待着。他瑟缩着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存折，推给我，上面只剩下八千块，他颤声说：“那年你帮过我，这些年我没脸见你。”我将存折推回，说这些年早还清了，没有那钱我父亲的腿就报废了。他的眼眶湿润，低声嘟囔：“当年你成绩比我好。”我打断了他：“别提这些无关紧要的，人生的路总是自己走出来的。”广播里传来了检票的声音，他站起身提起行李，腰盖咯吱一声。我邀请他来我店里做送货，他却摆手拒绝：“我不是来讨饭的。”走几步转身朝我龇牙一笑：“你那店我路过看过，招牌字写得不错，不过门框的漆掉色了，回去擦一擦。”我坐在那里抽了一根烟，回想起八九年那个夏天，他请我吃牛肉面，肉片全夹给我，自己只喝汤。那时他十七岁，我也是十七岁，认为十万能够买得到一条平坦的路，而我则觉得十万能救命——其实谁也没能得到想要的，命运还是那样曲折，生活如故。回到家我把门框漆修补了一下，还印了两盒新名片，背面加了一行字：送货上门，随叫随到。后来他真的来工作了三个月，骑着二手三轮车满镇子跑，见人就递名片，声音宏亮。后来的后来，他回到内蒙古追讨欠款，最后大部分要了回来，开了个小煤场，生意慢慢有所好转。每当节日就带酒来找我喝，喝高了时拍我肩膀：“那年那十万，值得。”我笑着回他：“值什么？你图了个大亏。”他瞪大眼：“亏什么？买了个真兄弟。”你说这个世界的账，究竟如何才能算得清呢？钱能够偿还，情感终究也能返回，可是那年夏天两个十七岁的小子隔着牛肉面碗深情对望，谁能在心里再还得起呢？人生啊，走到岔路口，彼此拉一把，走过重重曲折，最终发现——路是路，命是命，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，四两换半斤，这种交换，绝对不亏。